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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1949年7月13日，晨光熹微的北京城，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光明日报》正被穿街走巷的邮递员送往千家万户。报纸头版“哲学工作者大团结”八个黑体大字如晨曦之炬，宣告着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备会的正式成立——这个肩负着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批判吸收旧哲学遗产、在文化思想战线开辟新天地使命的组织，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应运而生。
当选该研究会副主席的，是我国著名哲学家郑昕，一位面容儒雅、神色沉静的学者。
郑昕，安徽庐江人，1924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1927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耶拿大学的哲学系学习，在新康德主义大师布鲁诺·鲍赫指导下专攻康德哲学，成为中国首位系统研究其思想的学者。
1932年，郑昕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他撰写的《康德学述》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完整介绍康德哲学的专著，也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研究康德的总结性成果，对中国康德哲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哲学家贺麟称其为“吾国第一个对康德作精深的研究，而能够原原本本专门地、系统地、融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人”。
在已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韩树英的回忆里，郑昕是当时全国哲学界座谈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冯友兰、贺麟、石峻等都经常出席，汪子嵩等年轻人，包括我在内，每次必到会。大家畅所欲言，有争论，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气氛是好的。”光明日报多次将研讨的精华化作铅字，让哲学学术争鸣突破会场围墙，在知识界激起层层回响。
为了让“从事过哲学研究的和对哲学的研究有兴趣的同志们在这里找到一个学习、研究和互相交换意见的园地”，1954年3月，光明日报创立了《哲学研究》专刊（后于1955年5月改刊名为《哲学》，下文统称为《哲学》）。郑昕在《哲学》创刊号的《批判与领会》一文中深情写道：“作为新时代的哲学工作者，我们的工作岗位要求我们的工作无条件地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5年，随着《哲学》专刊第一任主编金岳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办哲学研究所，郑昕挑起了主编的重担。
当时的哲学界，学者们对许多哲学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看法，因而尤其需要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平台，通过广泛的论争达成共识。郑昕心中的《哲学》专刊，便应当是这样一个平台。因此，他在这方面用力甚勤，弘扬并践行着“真理愈辩愈明”的优良传统。
郑昕担任主编期间，《哲学》专刊不仅刊发了《介绍老子的哲学》《关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发展中的飞跃形式的若干问题》等重要论文，更组织了“关于真理是什么”系列讨论。《不应当对客观真理作片面的理解》《从关于客观真理的讨论谈起》……这些重磅文章，让《哲学》专刊成为全国哲学界学术交流的最前沿。
“关于真理是什么”的讨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回忆起当时的论争，时任郑昕主要助手的已故哲学家黄枬森曾感慨：“我还以‘常学思’的笔名为文参与了讨论。”他认为，当时这场大讨论能始终保持其学术性，讨论的全是学术问题，没有上纲上线，弥足珍贵。
在《哲学》专刊的方寸天地间，思想交锋的星火不仅映照出时代的温度，更以精神纽带串联起一代代学人。
“我三十有二到武汉大学，奋力拼搏，超常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光明日报对我从事德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的状况进行了长篇报道。”已故西方哲学史家杨祖陶曾深情回忆，“我是收到远在青岛家兄来信才知道的，没想到极难提笔的郑昕先生破天荒地给我来信，对我提出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方法与设想表示赞许与欣慰……先生的手书给我这个初到珞珈山、为求真理而不畏险阻的学子送来了无比的温暖、鼓舞和力量。”
“郑昕先生带领下的《哲学》专刊，其气象格局，远非寻常理论园地可比。”曾担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版主编的包霄林感叹，“郑昕先生突破当时哲学理论刊物的周期限制，将双周刊改为周刊，显著提升了哲学论题的时效性与讨论深度，为更多学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也使哲学论辩更紧密贴合社会变革节奏，极具现实关怀。”
如今，当我们重读六七十年前《哲学》专刊上那些思想味与书卷气并存的论辩文章时，还能够于字里行间真切感受到，那代学人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不是某个具体命题的结论，而是永远保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勇气。这种勇气，让哲学真正成为“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器，在每个真诚求索的心灵深处，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本报记者 戴宁馨 张颖天）股票推荐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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